2026-11-17 10:02:19 来源:市场监管半月沙龙
网络价格欺诈案件的调查现场,几乎都会听到同一句话:“最低价是平台要求给的,方案是平台算法出的,责任在平台。”这句话一半是真话,一半是托词。真的一半在于,平台确实会以流量、排名、活动资格为杠杆要求商家让利;托词的一半,在于它把标价的形成也一并推给了算法。区分这两半,是办理此类案件的第一道功课。
某餐厅(以下称餐厅A)在网络平台开设店铺销售两款套餐:套餐B标示“零售价360元”,同时标示“美团优惠172元”“商家补贴80元”,消费者到手价108元;套餐C标示“零售价198元”,标示“美团优惠120元”,消费者到手价78元。同期,该餐厅线下同款菜品的实际售价分别为236元、128元。执法人员核查时,当事人不能提供上述“零售价”的任何形成依据。本文只讨论一个问题:这笔账应当记在谁头上?
以下涉及结算方式的叙述,以查明的结算口径为准;尚未查明的部分以假设说明,并标明“假设”字样,不视为已认定事实。
算法能算出到手价,算不出零售价
平台页面上的“零售价”通常不是算法生成的。在平台未锁定字段、未统一配置的通常情形下,商家后台设有门店价、原价、划线价一类字段,由商家填报、审核、发布;平台在给定标价的基础上叠加优惠,计算出到手价。一旦平台锁定字段或统一配置,情形即转入第五节的例外,不属于本节的讨论范围。
因此,“方案是算法出的”这一说法,能够解释108元、78元如何形成,却解释不了360元、198元从何而来。算法处理的是运算,价格标示是表示。价格标示作为意思表示,原则上应由作出该表示的主体承担;即便由店员操作、代办人员填报,亦属职务行为或者代理行为,责任仍归于经营者。
这一区分在规范上有直接对应。《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十九条规制的是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划线价、折扣标签由商家在其店铺后台填报并发布,属于其自主价格行为。把定价责任整体推给平台,等于否认商家对自己店铺页面内容的编辑权与审核义务。
换个说法:算法可以决定优惠如何叠加,不能决定标价是否真实。前者是技术,后者是表示。技术无法替他人生成事实,表示却必须由表示人负责。
三道证据把主体定住
主体抗辩不能靠说理压下去,要靠证据定住。第一道是后台填报记录,填报页面截图、字段修改日志、活动报名记录,证明360元、198元由谁在何时填入、是否经过修改。第二道是页面截图,证明该价格已对外发布。第三道是结算单,证明商家系该标价的受益主体——包括由此获得的流量、订单与结算利益,而不限于多收价款。违法所得可能为零,受益主体却不会因此改变。
三者结合,逻辑闭合:行为人、对外表示、行为利益都在商家一侧,主体的抗辩便无从成立。反之,若只取得页面截图而无后台记录,商家一句“这是平台模板自动带出来的”,案卷就难以回应。
取证时还应注意到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后台的划线价字段往往带有“建议填写”提示,甚至提供历史标价作为默认值。这类提示恰是证明商家有填报权的反证,应一并截图留存;截图时应同时记录该字段是否可编辑、有无平台锁定标识、是否显示配置来源,以便与第五节的例外相区分。
平台违法,不等于商家免责
若确有证据表明平台以流量、排名、活动资格为条件,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让利促销,平台自身即违反《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该款原文为:“交易场所提供者应当尊重场所内(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场所内(平台内)经营者参与价格促销活动。”对应罚则为同规定第二十四条: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第五条第(一)项亦明确,平台经营者不得采取限制流量、搜索降序、算法降权、屏蔽店铺、下架商品等措施,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降价或者以让利、返现等方式进行促销。两处规范指向同一行为:对平台的罚款依前者第二十四条,或依《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二条(该规则本身未设罚则,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管辖不在本地的,移送平台住所地市场监管部门。
但对商家而言,这一事实的作用仅限于裁量。《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平台强制可以作为从轻情节,不能作为免责事由:商家仍有如实标示的义务,也有退出活动、修改划线价的可能。
从轻的幅度还受法定下限约束。《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以“有无违法所得”分档,第二档的下限为五万元,从轻通常表现为在该档内取最低值,而不是突破下限。要减到五万元以下,须另有《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或者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所列情形。
实践中当事人常进一步主张,平台强制使其“没有期待可能性”,应完全免责。这一主张不能成立。期待可能性讨论的是行为人能否作出合法选择,而不是作出合法选择要付出多少代价。即便存在强制,商家仍有退出活动、修改划线价、如实标示基准的可能;退出会损失流量,修改会减少转化,这些都是代价,不是“不能”。把代价当成不能,等于把裁量问题偷换成免责问题。
“不参加活动就没生意”:不影响主体归属
当事人还会提出一个更实在的困境:不参加平台活动,店铺曝光与订单近乎归零;参加活动,又可能因划线价被认定欺诈。这一困境是真实的,但它指向的是违法性的大小与可责性的高低,属于裁量问题,不影响“划线价由谁填报、由谁发布”这一主体判断。裁量如何展开,详见另篇《法理成立,罚得下手吗》。
此处只需指出一点:平台活动所要求的是“可接受的最低价”,算法据此计算优惠,平台并未要求商家抬高划线价。本案的问题不在于商家参加了活动,而在于其把同一菜品的标示基准由236元改为360元、由128元改为198元。参加活动与虚高标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有一个例外须写清楚:若平台规则强制要求划线价高于日常售价才能进入活动池,则该抗辩的事实基础成立,应转入平台责任的审查,不在本案中作为免责事由。此时商家仍应如实标示,只是可以主张从轻。是否属于此种情形,应在后台当场核验活动规则,并制作演示笔录或者录屏,不能仅凭当事人陈述。
必须留出的例外
有一种情形确实不能归责于商家:划线价由平台系统自动生成,商家后台无从编辑。此时应转向平台。
规范上可依《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该款原文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等强制平台内经营者进行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标示。”亦可依《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第十九条第(三)项,该项将“利用技术手段等强制平台内经营者进行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标示”列为平台自身的价格欺诈行为;并可依《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平台不得对平台内经营者附加不合理条件的规定进行评价,罚则见该法第八十二条。
但这一例外需要证据支撑:后台无可编辑入口的界面截图、平台统一配置说明、同类商家页面划线价完全一致的比对记录。仅有商家陈述,不足以支撑“无从编辑”的结论。办案中应当场操作后台,把“点不开、改不了”的过程记录下来,并请当事人或者其技术人员当场确认、签字,必要时制作录屏附卷。
之所以要留出这一例外,是因为责任归属必须跟着实际控制走。商家有编辑权而不用,是其自身的表示;商家无编辑权,则不能要求其为平台的配置负责。两种情形在证据上截然不同,不能用一句“平台弄的”概括。
移送不等于中止
平台责任的查处不以商家责任的处理为前提。办案中可就平台强制让利、统一划线价模板等问题制作线索移送函,移送平台住所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在案卷中留存移送记录。移送不能替代对商家的处理,也不能因为移送而中止本案;两者是并行的两条线。
管辖边界须写清。商家由本机关管辖,平台由平台住所地机关管辖。对平台的处理意见不宜写进对商家的处罚决定书,否则超越管辖范围;正确做法是在调查终结报告中作为背景说明,写明“平台相关线索已另行移送”,并附移送函副本。
移送是并行线,不是本案的出口;本案的出口,仍是对商家行为的定性、核算与裁量。
办案步骤
一是调后台记录:取得填报页面截图、字段修改日志、活动报名记录,确认填报主体与时间。二是截页面:固定对外发布的价格标识与优惠标签。三是取结算单:核对标价、平台补贴、商家补贴、商家实收与服务费。四是核平台规则:当场核验划线价字段可否以日常售价填报、有无锁定标识。五是制移送函:对平台强制让利、统一模板问题另线移送,并在报告中记载。
回到开头那句话。平台要求让利,可能是真的;算法算出手价,也是真的。但页面上那句“零售价360元”,是商家自己填上去的。算法不产生价格事实,价格事实由作出表示的人承担;除非该表示并非由其作出。